神學課3：沃弗（Miroslav Volf）神學簡介——在遺忘和回憶之間的神學

課堂／課程名稱：沃弗（Miroslav Volf）神學簡介——在遺忘和回憶之間的神學

講者：趙崇明博士（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專任講師）

主辦單位辦：德慧文化

地點： 旺角潮語浸信會

時間：14/03/2013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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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沃夫神學課程第二堂，可說是進到「戲肉」——開始探討他對被逼害回憶的反省，以及對寛恕、公義的看法。前一堂的記錄說過，克羅地亞裔的沃弗，親身體驗過自己民族被屠殺，而這就導致他去深思上述主題。

但這又豈只是沃弗的背景?我們其實跟他一樣，處於一個破碎的世界，有着相類似的經歷——八九六四的慘痛記憶，令萬千中國人難以釋懷。

「『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人民不會忘記』、『毋忘六四』是我們每年都喊的口號。」教授今堂課的，是趙崇明博士。他是一位很關心社會文化的神學工作者；在他寫過的書中，不少如《港式中產》、《安息行旅》、《迪士尼@城市文化.神學.hk》都流露出他對身邊文化、社會氣候的關懷。課堂一開始，他先以電影這個同學熟悉的媒體為切入，並以《傷城》(Confession of Pain) 這齣電影故事談起，進而以「六四」這我們無人不曉的國家大事，讓同學可以把自己更拉近對沃弗神學思考的探討。

回憶，涉及寛恕、公義等探討
「『六四』，當然是忘不了的。但更進一步我們應要問的是：我們今天應如何恰當地看待／對待這段回憶？」趙崇明博士說。

這一下，直是敲中我心靈（我相信，也敲中不少香港人的心靈）——每年的六月四日，這段慘痛的國家回憶，總以不同程度或模式竄進心坎；但近年，每一次去晚會，回憶都像是被「翻炒」；都像墮進那一式一樣、對國殤回憶的傷痛心情中；也像是給冤屈留空間，讓它再一次折磨自己。

我不認為如不止於回憶，就得下下衝擊當權者，定要以異常激烈，甚至暴力的手段叫當權者認錯悔改。因我認為這只會造成更大和更多的傷痛；但另方面，我覺得，如果我們只停留於單純、非常表面的回憶，我們可沒好好弄清，回憶 （民族或親愛的人）被殺害的經歷中那「回憶」本身，該是一件怎樣的事。

單看被譽為沃弗寛恕神學三部曲的書名——《擁抱神學》（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anation of Identit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完全寛免》（Free of Charge: Giving and Forgiving in a Culture Stripped of Grace）、《記憶的力量》（The End of Memory:Remembering Rightly in a Violent World）（粗體為我所加）就知，回憶，根本就不是些單純、表層的東西，尤如「想起」、「記得」那般簡單。

趙崇明博士以去年學運領袖柴玲寫的文章「我原諒他們」、「再談寛恕」，以及內地作家余杰的回應文章「『寛恕』與『被寛恕』：從傲慢到謙卑」並大眾熱烈的討論為例，指如何對待這樣的回憶，根本就關係到是否寛恕、寛恕了會否虧損公義、那又應如何寛恕等多個複雜問題；但不少時候，我們容易混淆這些問題。而我覺得，我們（尤其是教會）近幾年實在少有認真探討對六四的「回憶」本身（而不是對六四這事件本身，或中國民主政制發展本身），應是一回怎樣的事。

是以，「如何恰當地看待／對待這段回憶」的思考，顯得非常重要。因為，回憶不是「想起」、「記得」那般簡單，更牽涉我們是否寛恕、如何寛恕、有否妨礙伸張正義等概念；這思考，提醒我們需恰當地拿捏好這些概念間的微妙關係。

「但在我們進到對沃弗的思想探討前，我有必要說明：他的思想，絕對不容易學，是頗為另類，難以實踐的！但正因為這樣，我們更要去學習。」趙崇明博士知道，別人的傷痛，旁人不能完全體會明白，但信仰之所以有力量，正由於它不斷挑戰、催促着我們作出改變。

對回憶的錯誤想法
趙崇明博士指，《記憶的力量》其實在挑戰着兩種主流文化觀念：一，記着冤屈，是為了表達對受害者的關懷；二，放下冤屈，是背叛受害者，亦會威脅到更大的羣體。

「記着冤屈，真的是在表達對受害者的關懷嗎？很多時候，『忘記』反而有助受害人離開痛苦，」趙崇明博士緊接着，「但我明白，忘記怨恨，談何容易！」再一次，他表示旁人難以明白受害者的切膚之痛。但他這樣說，清楚點出：「記憶」與「對受害者的關懷」，是沒有必然的關係的。

至於第二種看法，則顯示我們一般太快把「忘記冤屈」與「不追求公義」連上關係——忘記冤屈（個人的感受），不等於忘記事件（客觀的事實），也不等於忘記伸張正義；放下冤屈，不等於放下對公義的追求。

要明白如何恰當地記憶，先得釐清錯誤的記憶是什麼來的。趙崇明博士繼續，「錯誤的記憶，可以是一種武器。」他說，「因為，人不可能記下所有的東西。我們的記憶，必定包含我們的想像力；這些想像力，像膠水一樣，黏貼事件中的細節，填補我們遺漏了、記不起的空缺。」所以，「這些想像、虛構的東西，有可能根本是我們的怨憤、恐懼或我們報仇的意願、力量。」

那麼，加害者的記憶會有錯誤嗎？由於記憶總有想像的元素，「加害者可以透過想像力，把受害者的形象重塑為加害者，以便給予自己的攻擊行為正當的理由。例如有些說法，指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是邪惡的，他們阻礙着國家發展。幸好八九民運被打壓，不然，中國就不能有今天經濟飛黃騰達的光景！」

記憶是由社羣來建構
要排除錯誤的記憶，恰當地回憶，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回憶者身在一個怎樣的羣體。而這就進到「記憶的詮釋」（The hermeneutics of memory）的探討。

「沃弗會說，每一個記住冤屈的動作，都是在既定的框架中詮釋的動作；甚至指認一宗行為是否構成冤屈，也有賴詮釋的框架。」趙崇明博士說。沃弗是美國耶魯大學的教授。以我所知，「耶魯學派」非常強調羣體的形塑力量——一個羣體內的獨特文化，足以塑造一些我們以為是人類普遍都知道的common sense，卻其實是各家自有各家說的想法。

沃弗這說法，其實又不難理解：在資訊沒香港那般開放的內地，有人會認為六四事件沒死過人——我們對某事情有怎樣的回憶，端乎我們身處在怎樣的一個羣體。

「沃弗說：『只有將自己置身於以正確方式記憶的羣體，才能夠正確記憶。對我而言，這些羣體就是基督的教會。』」

如此，再一次，趙崇明博士跟上堂的鄧紹光老師一樣，把同學帶進教會論的探討。

教會詮釋記憶的框架
教會對有關冤屈的回憶，究竟有什麼思考、詮釋的框架？

「首先，出埃及事件告訴我們，受壓迫者將會得到拯救；另一方面，壓迫者會受到懲罰，」趙崇明博士說，「但這框架並不足夠。」稱得上基督教，就不能曉過對基督的思考；基督論，甚至是基督徒信仰思考的核心，「耶穌，從沒有忽視受苦者的痛苦。」耶穌在十字架上，與受苦者同受痛苦。沃弗的思想，立刻令我想起他的老師，莫特曼所寫的《被釘十字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

師承莫特曼的沃弗，也以終末論思考回憶。「我們為什麼回憶？」趙崇明博士問。「不少人回憶，可能是因為我們想提醒自己，將來一定要報仇，」他想表達的是：「回憶，總是有目的的；總有將來的指向。」他繼續，「所以，記憶的目的，即記憶的將來向度，決定我們今天怎樣看待記憶，即過去的看法；這將來的向度，同樣決定我們今天對事情採取怎樣的態度。」一個人眼中的過去、今天、將來，互為影響，不能割裂。

那麼，在基督教信仰中，記憶的目的是什麼？「沃弗指，記住受過的冤屈，最終目的是要創建愛的羣體，恢復因暴力、不公、欺瞞所破壞的社會聯繫。」，「幻想這邊是受害者，另一邊是加害者，」趙崇明博士舉起雙手，「正確的記憶，就是要成為受害者和加害者兩個裂縫間和好的橋樑。」支撐着這條橋樑的結構是兩條支柱：為使所有人和好而受死的那一位，以及對於來世將是一個愛的世界的憧憬——對這兩條支柱的探討，分別就是基督論和終末論。

可以說，對沃弗而言，寛恕，是透過這樣的終末論和基督論「滲透」出來。

恰當的記憶，恰當的公義
必然有人問：那麼，公義的伸張怎麼樣？寛恕可會變成廉價的恩典？

趙崇明博士表示，回憶時以愛作為目的；同時，回憶時也要求求真的道德責任——正因為我們知道回憶中總有想像元素這一事實，我們就得求真；回憶時盡量符合事實，「其實，這過程也在體現着公義的實踐。」

我們經常覺得，寛恕，是有帶有條件的。即除非加害者認錯悔改，否則，受害者就不應寛恕。但其實，基督教裏的寛恕，本應是一種恩典觀的寛恕，是無條件的。沃弗的想法是，假如加害者不願意認錯，那就只好讓饒恕，被擱置在饒恕者和拒絕接受這份心意的人之間；這心意處於一個懸置的狀態。但，這無礙受害者拿出這份寛恕的心意；這心意，不過是尚未被接收。

的確，我有時想，假如我們令寛恕被條件所限，我們會否在削損着它本身的神聖？在基督教中，有條件的寛恕，還算稱得上是寛恕嗎？甚至，它會不會被我們視為一種交易？

如何向非信徒羣體表達呢？
答問環節時，有同學問趙崇明博士：以上那一套，始終是信徒羣體或教會的一套，可以跟非信徒分享這套想法嗎？的確，文章開首提到余杰那篇回應文章中，有一句是這樣說的：「柴玲的這些言論不是發表於教會內部，而是發表於公共媒體上，所以不能單純看成個體的信仰表白，而必須接受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內的公共輿論的雙重檢視與駁難。」

任我們如何談論寛恕觀，當跟非信徒羣體分享，似乎，我們都要弄得焦頭爛額。

「我會說，就這主題而言，他們的確是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想法，而我們則有我們信仰羣體的一套想法。沒辦法，我們不能強逼他們接受我們這一套。但我會說，我們有責任向他們解釋，為何我們要這樣做。」趙崇明博士說。

真係有guts! 但我覺得趙崇明博士說得沒錯。今天，我們的信徒羣體不是沒有立場，問題卻是往往不能為這些立場，提供恰當的解釋，而這也許是因為我們未有認真思考不同立場背後，究竟有着怎樣的基本假設或想法。

另一原因，我想，會不會是我們實在缺乏一份勇氣？基督教的寛恕觀，實在太偉大了，偉大得我們根本連自己這個信仰羣體也不敢相信、不去擁抱。勇氣，當然不能一朝一夕就有，但我擔心的是，我們壓根兒是怯懦於展現我們某些對世界來說是異常顛覆的信念或想法；不論是形式、內容，我們似在隱約地符合着世界的想法——說實在，即使柴玲的說法，理據粗疏，但余杰上述那番話，以及整篇文章，已暗暗「露了他的底」。或者，連他自己也不自知。

關鍵的思考是：假如連我們自己這個信仰羣體也不去擁抱基督的信念，我們如何期望這世界會欣賞我們信仰中的真、善、美？我們經常掛在口邊的「大使命」、傳福音，會不會只是口號？

真正地讓耶穌的吩咐和福音改變自己的生命，才能改變其他生命；這個破碎的世界，也才能見到由基督而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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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記憶的力量》，沃弗著，校園出版，2012年

傷城，劉偉強、麥兆輝導演，2006年
(這是個不俗的故事，引發我們再思「服仇」這回事。但我覺得，電影前段的節奏有點緩慢，但各位千萬要熬過這前段；去到後部分，會發現它扣緊了前面發生的事情，也開始引發我們思考。)

密陽，李滄東導演，2007年
（談到寛恕，而故事又涉及基督教的，就不得不提這齣電影了。電影裏一個核心的詰問是：我們去寛恕別人，是否因為我們只想站在道德高地？）